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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启功
来源: 第一作者: 阅读量:  时间:2023-01-04
 

     启功先生是著名的书画家、教授、学者,也是诗人。作为诗人,他不仅精于传统格律诗词的创作,而且先生在背诗方面的功力,在论诗方面的高妙,在解诗方面的创见,在改诗方面的敏锐,都堪称独绝。

      
启先生背诗

    启先生背诗的功夫确实惊人!和启先生有过一两次接触的人都知道,启先生随便聊天就能聊出很多学问,脱口而出就能引出很多诗词。好像这些诗词早已变成他语库中的常用词汇,可以任意驱使,无不如意;好像这些诗词早已融化到他周围的各个角落,俯拾即是,信手拈来。启先生自己创作的诗词有时化用古人成句,那些诗句对很多专门从事古典诗词研究的人尚且觉得生僻,而他却能够烂熟于心。
  我曾向启先生请教六言诗的格律问题,他当即背出好几首,并且逐一为我讲解。我虽长期忝列唐宋诗词研究者之列,在先生面前却只有汗颜。
  一次,我赶写论禅诗的文章,想举几首一般研究者很少提到、意境上禅趣浓郁而字面上又不带禅语的作品,去请教启先生,不想他一口气竟背出好几首,使我获益匪浅。
  启先生曾在访日期间遇到世交陈曾寿的孙女陈文芷女士,陈女士提到姑父赵朴初(赵是陈曾寿的侄女婿)最喜欢吟诵陈先生的一首诗,启先生马上说:“必定是陈老先生的《泪》。”随即吟诵到:“万幻惟馀泪是真,轻弹能湿大千尘。不辞见骨酬天地,信有吞声到鬼神。文叔同仇惟素枕,冬郎知己剩红巾。桃花如血春如海,飞入宫墙不见人。”举座皆惊。
  我偶与启先生谈到旅顺、大连景物,启先生记起1979年到辽宁博物馆时去过的白塔山,见过一个小石碑上刻着日俄战争时日军将领乃木希典的一首诗,当即背了出来:“山川草木转荒凉,十里腥风新战场。征马不前人不语,金州城外立斜阳。”
  背诗与写诗、研究诗的关系很大,背得多,不但熟悉了旧诗的词汇、句法,而且可以自然而然体会它的构思、情调,转益多师成一家之风。
启先生论诗
    很多人都知道启先生有这样一段妙论:“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,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,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,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。”虽然启先生没有大部头的“诗学”、“诗论”著作,但他对于诗独到、深刻的见解却非常值得读诗者、学诗者、作诗者学习。
  启先生主张“平仄须严守,押韵可放宽”。其实押韵本为求声音的回旋之美,适当地照顾今音是完全必要的。启先生总结的“用韵率通词曲,隶事懒究根源。但求我口顺适,请谅尊听絮烦。”不啻为今日通用之法则。至于律句的几种基本格式,启先生形象地提出了“竹竿”理论。他把平平仄仄平平仄不断排列的音节比喻成一根竹竿,只要能从竹竿上完整截下来的一段都是律句。
  文学史有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公案:谢灵运有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两句诗,虽然写得不错,但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千古名句的地步。启先生对此有高明的解释:据《考工记》郑康成注,“春”有“蠢”读之音,如果“春”在这里读上声,那么这两句就成了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的标准律句,这和钟嵘把“置酒高堂上”和“明月照高楼”推为名句一样,都是从声律角度着眼的。我觉得这种解释最为合理。
  启先生论诗还特别强调传统的寄托、比兴手法以及形象化的表达。启先生认为诗不应太直接地叙写时事,不应太就事论事,而要把它化为一种生活感受和思想情绪加以抒发。启先生认为诗是非逻辑的,“妙句难从句下求”,不能作实去解释句中的字义,“因为它不是一件事,而是一种难言的感情。”启先生还提倡白话入诗以及幽默风格,他不忌讳称自己的诗为打油诗,也不惮别人说他的诗是“油腔滑调”。站得高才能看得远,启先生论诗就是站在了高处,所以经常可以见常人之所未见,言常人之所未言。
启先生作诗
    我自1978年到北师大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以来,常听说启先生的诗名,特别是常听说他诗思极其敏锐,手笔极其快捷,常有即席赋诗的雅举。据说,某日本访华团与中方聚会,一日本人“即席”用汉语赋绝句一首,中方在称赞的同时亦略显尴尬。这时启先生走到案前,提笔墨,略加沉思,竟步其原韵一口气连和两首,令日方刮目相看。
  1995年我的一位书画家朋友要开书画展,想请启先生去揭幕,他正在住院,无法前往,我到医院跟他说此事,他答应给作首诗。于是我就坐到一旁,拈了小几上的花生米吃。当我吃到第25颗的时候,启先生的诗不仅已经作好,而且已经用毛笔把诗和后跋都写好了,加起来大约用了七、八分钟。诗曰:“健笔真行溯汉分(汉分即汉代书法,隶书),墨池春涨起玄云。更将余兴描山水,传得中华大地文。”还有一次,四川剑南春酒厂托人找到我,想请启先生为酒厂题诗。因时间紧迫,我颇感为难,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。我去找启先生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多钟,他让我晚上去取。晚饭后,我看到一幅精美的作品已经写好,尺幅相当大,诗曰:“美酒中山逐旧尘,何如今酿剑南春。海棠十万红生颊,都是西川醉后人。”
  启先生随即应答,信手拈来,思路之快令人吃惊,应景之妙令人称奇。但是启先生的诗并非都是急就章,他作诗也有极严肃、极认真的一面。启先生有时与人谈诗至兴浓时,会拿出自己涂涂改改、勾勾画画的诗稿给人看,斟酌打磨,一丝不苟。启先生常说自己的诗最多成于两种时候,一是生病住院时,一是夜里失眠时,可见其用心之苦。启先生《频年》一诗有云:"饮馀有兴徐添酒,读日无多慎买书。"据启先生自己讲,"慎"最初拟作"快",又改作"不"、"戒"等字,而最终选中"慎"字则包含了更多含蓄而无奈的复杂心态。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王安石"春风又绿江南岸"的典故。
   启先生的诗幽默,情真,别有滋味。他才思敏捷,又不惮反复推敲,所以佳作极多。

启先生解诗
    诗人的心都是相通的。启先生既然能把复杂真切、细腻微妙的感情化作简洁优美的诗句,也必然能从别人生动凝练的诗句中读出同样丰富的感情。
   李商隐的《锦瑟》诗自古号称中国第一诗谜,为了破解其主旨,大家纷纷立论。启先生是这样笺释的:前两句的中心是"五十年",只不过不是直说,而是由锦瑟上的弦与柱起兴,联想自己逝去的每一华年。第三句的中心是"梦",只不过加上一系列的装饰语,说自己的梦有如庄子清晓迷离的蝴蝶梦。第四句的中心是"心",说自己的心有如望帝化为杜鹃鸟后啼血的心。第五句的中心是"泪",说自己的泪有如南海明珠,海月可鉴。第六句的中心是"暖",说自己的热情到了能燃烧蓝田之玉的程度。最后两句说不待回忆,当时即已预感到要是一场悲剧了。因此如果剥去所有的装饰,就是咏叹自己半辈子的梦、的心、的泪、的热,以及早已知道的悲剧。这真是通达之论,彻悟之论,不但能举重若轻地破解这千古诗谜,而且让人领悟了诗歌主旨与装饰之间的关系。
   作为学者,启先生在解诗时也特别注意考证和音韵。在一般的版本中,东坡《狱中寄子由》一诗中都作"与君世世为兄弟,又结来生未了因",推测东坡的原意,这两句是想说今世既为兄弟,这是果,又将成为来生再为兄弟之因。于是启先生怀疑两"世"字的前一个必当有误,可能是形近的"此"字,后来他托朋友去查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《施顾注苏诗》,果然如"此"。
   又如对南朝民歌《西洲曲》的评价。大多数的人都从意象的优美,节奏的跳跃,修辞的精妙去分析它的好处,而启先生却从它所属的清商曲的音乐性出发,指出音调的优美更是它不可忽视的优点。
   启先生解诗,要言不烦,探骊得珠。
启先生改诗
    凡喜欢作诗的人都会有这样共同的体会:为别人改诗比自己作诗还难---既要顺着别人的思路,还要把原有的意思改得更好;既要保持原有的语言风格,还要把它修饰得更美。对古典诗词而言就更加困难---它还涉及到格律的问题。但启先生却总能应付裕如。
   在北师大,启先生与钟敬文先生都喜欢作诗,他们的诗集中有很多唱和的作品。我曾见到这样一份手稿原件,是钟先生"九五生辰偶书",诗曰:"求仁未得身先老,阅世深来梦易惊。此是暮年心痛处,苍茫欲语仗谁听。"上边工工整整地题道"元白(启先生之字)教授吟正"。启先生为之改动了几个字,诗变成了"求仁既得身非老,阅世深来梦不惊。此是近年心慰处,苍茫一语众人听。"下边恭恭敬敬地落上"后学启功敬改"。应该说启先生是有意地改动了钟先生的原意,钟先生出于一贯的忧国忧民、严于责己的思想,为自己到耄耋之年仍没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自疚,而启先生则称赞他德高望重、久经磨难,应该欣慰。
   启先生还经常凭自己的聪明改动古诗,但这决不是文字游戏,而是为了说明某些问题。对于有些人抱着封建道德观去解释《诗经》,启先生十分不满,于是借助改诗进行讽刺。如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:"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"这本来是一首表现婚爱的诗,但《毛诗序》却说:"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,《风》之始也,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"朱熹更说:"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。君子则指文王也。"对此启先生讽刺道,何必只说它是歌颂文王呢?给它改一改,还能说它是歌颂尧舜呢!诗曰:"关关众雎鸠,聚在河之洲。窈窕二淑女,君子之好逑。"为什么是"二淑女"呢?因为尧有二女,一名娥皇,一名女英,都嫁舜为妃,这样一来,岂不可仿照《毛诗序》和朱熹之流所说,这是"美尧舜之德"吗?
   启先生改诗,不囿于一路,随机应变,妙趣横生。